讀書筆記可以幫助你記住書中的重點內容，特別是那些你認為重要的、有啟發(fā)性的、或者你感興趣的內容。怎么寫好理想國讀書筆記400字？小編給大家分享一些理想國讀書筆記400字，方便大家學習。
在《理想國》中，柏拉圖借蘇格拉底的對話引出：理想國是由衛(wèi)國者、士兵、普通公民組成的；三類人各司其職，為了城邦的利益而努力。這句話還可以說得更加通俗：每個人的價值就是做好自己的工作，為國家、為整個人類的發(fā)展做貢獻。
這真的是一種偉大的思想！但是，或許是這句話太過宏大，或許是我的思想境界不夠，也或許是在這個社會分工高度發(fā)達的時代里人們已經很難從自己的職業(yè)中找到滿足，我總是感到自己無法像柏拉圖說的那樣，一直懷有這樣高尚的`信念，不動搖地度過自己的人生；也總是感到困惑，感到痛苦，總是在想什么才是一個人真正的意義。
柏拉圖說，為城邦正義而活；霍布斯說，為金錢享樂而活；釋迦牟尼說，為普度眾生而活；曹雪芹說，為人間真情而活……城邦正義，普度眾生讓人望而生畏，難以操作堅持，我無法把我們每天的工作和城邦、和正義聯系在一起，我也不知道什么可以讓社會和人類變得更好；而金錢享樂只能給我們生存上的滿足，在生存之后又是無盡的困惑；真情看似是一個切實的可操作的意義，實質上卻是他人身上的對自我的投射，是一種轉移了的顧影自憐。這些答案都無法讓人滿足。
我們從小就被教育了很多意義，長大后我們駁倒了這些意義，卻也駁倒了自己，最后陷入無限的困惑之中。路漫漫兮，無處求索。
《理想國》是柏拉圖的代表作，又譯《國家篇》。該篇假托蘇格拉底與幾個人的對話，討論了本體論、認識論、國家制度、社會倫理、教育、愛情、靈魂等諸多問題，構成完整的思想體系。而貫穿始終的，是關于正義問題的探討。文中蘇格拉底的話，代表了柏拉圖自己的思想。下面就柏拉圖的民主思想提出一點個人的看法。
柏拉圖生于希臘四次大改革之后(當時的雅典，是屬于君主制和共和制交融下的一個過渡時期的國家。)，每次大的改革，就頒布了新的憲法，而且被后世看來叫民主憲法。
民主當然是相對的，在奴隸社會，民主這個詞是不正確的。民主是“人民當家做主”的意思。但是當時的奴隸不屬于“人”，他們只是貨物，他們只是人家的財產，他們沒有人格權。所以，當時希臘的民主是相對的，相對于獨裁而言是相對的。
當經濟不成熟的時候，民主是不可能的。民主，就是一個公民不懼怕另外一個公民。為什么經濟不成熟就不可能民主呢?很簡單：其一，社會是一個競爭的社會，總有人在競爭中落敗的，那么得勝的人是強勢的，敗北的人是弱勢的，其二，當你肚子餓到非常餓的時候，要的肯定是食物而不是民主，但是民主往往和人格是結合在一起的，命都丟了，還要民主做什么?其三，從歷史上看，真正的，相對的，比較民主的社會都在經濟發(fā)達的地區(qū)。
柏拉圖的《理想國》英文名字叫《Republic》就是“共和”的意思。柏拉圖就是基于對雅典所謂的民主不滿才寫了無政府主義的《理想國》?！独硐雵泛臀覀冎袊摹短一ㄔ从洝凡畈欢?，雖然是有些差別的，但是有個共同點是非常一致的，同是從某種程度的“被貶”和同樣的樣對社會不滿。
屈原說得好：人在不被了解，抑郁于胸的時候，就會想念自己的媽媽，還有訴苦，表達宣泄。
這一點，東西方是一樣的，會寫字的人就寫文章，表達出來。但是他們又怕惹禍上身，就用很委婉的語氣寫，或借古諷今，或者虛擬未來，否定現在。柏拉圖也是一樣，所以，看《理想國》的時候，柏拉圖不是哲學家，而是文學家，《理想國》不是哲學，不是政論，而是一篇文學作品。
柏拉圖在《理想國》中寫到這樣的情形：孩子與父親、女人與男人、奴隸與主人平起平坐;不僅如此，年輕人竟可以充老資格分庭抗禮侃侃而談，老一輩反倒順著年輕人、學年輕人樣。
而且這種情形還滲透到動物世界，他在文中寫到“驢馬也慣于十分自由地在大街上到處撞人，如果你碰上它們而不讓路的話?！?/p>
這個就是柏拉圖眼中“民主”的極致——無政府主義。也應該也是一種恨，一種不屑。他的恩師蘇格拉底就在在“民主”的社會被處死的。
柏拉圖認為，一個國家應該是由哲學家來統(tǒng)治的，但是，在大哲學家加大富翁的柏拉圖看來，他的老師——一個偉大的哲學家，一個有可能成為優(yōu)秀的統(tǒng)治者，被那些不知道從那里冒出來的，粗鄙的人處死了，這就代表了所謂“民主”的素質是多么的不行。
民主統(tǒng)治，就是大多數人的意志的統(tǒng)治。在中國有句話說得好“三個臭皮匠，賽個一個諸葛亮”，西方也有類似的諺語都是這個意思。一個優(yōu)秀的統(tǒng)治階級，就是順從民意，順從社會發(fā)展潮流的階級。
問題就在這里，民意不一定是對的，比如：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前夕，美國總統(tǒng)羅斯福當時想參戰(zhàn)，但是美國的“孤立主義”泛濫，世界大戰(zhàn)在某種程度沒有被遏止。
而順從歷史潮流，怎么可能?歷史是變化的，統(tǒng)治階級不是預言家，不是先知，能那么好把握歷史的命脈嗎?不可能的。
哲學一直是我的核心愛好之一，盡管現在在書店里的哲學書漸漸地都變得多起來，但經典的卻真的很少見了，大體上給人的感覺就是“哲學”這個名詞正在漸漸從神臺上走下，走進尋常百姓家，但我始終認為，真正的哲學應該是幫助人們更好地去思考，更好地去生活，而不是用一些生澀的字眼將哲學的高度生生地捧上去，真正的哲學應當是淺顯易懂，簡明而深刻。
談柏拉圖不能不談《理想國》，這是大多數人的見解，借著讀這本書的契機，記下一些自己的思考，希望以后回頭再來看看時，能夠溫故而知新，有所裨益。
在面臨死亡的時候，有的人悔恨，有的人遺憾，有的人暴躁，有的人安詳，看起來，衰老真的是不怎么讓人愉快的字眼，但這種不愉快究竟是衰老本身給予我們的，還是別的東西在影響我們的情緒。從之前這些人的表現來看，我們之所以感到恐慌或是難過，并不是衰老本身給我們的感受，更多的首先應當是我們對于因為自己的衰老而漸漸衰退的行動能力、思考能力等等的憤懣所以常常說，人是貪婪的，不滿足的，有人辯駁，正是因此，人類才有前進的動力，才有進步的可能性。但是我始終無法承認一種非正義的品性能夠成就一種正義的結果，從辯證法的角度來說，不管是好是壞，總有有利的一面，但我認為，含有非正義屬性的事物，其有利面永遠戰(zhàn)勝不了其陰暗面，除非有一天這種屬性被人們重新利用，向正義化轉變。人們的遺憾，以及所有他們對于冷酷的人際關系的反感，如此等等，并不是來自他們的年老，而是來自他們的性格。因為，對于任何一個生來心態(tài)平衡良好的人來說，年齡無足輕重。但是對于相反一類的人而言，年輕也好，年老也罷，都是產生煩惱的根源。
其次是因為我們對于自己一生的認識，在精神領域里，無論東方或是西方，都把死后的世界歸為兩類。東方叫作仙界和陰曹地府，西方稱為天堂和地獄。所以人在面臨死亡的時候，不免會權衡，自己死后會去向什么地方。我們沒辦法知道一個人究竟是好人還是壞人，但是他自己一定知道自己干過些什么，所以自我的審判是最具真理性也是對自我觸動最大的審判。做盡壞事的人腦子里會不斷描繪出地獄中那些厲鬼可怕的模樣，那些情景越發(fā)清晰，讓自己夜不能寐。但對于一個自覺地不做壞事、一生恪守正義的人而言，用古希臘詩人品達的話說，他就會“懷著美好的希望度過最后的時光”。這種感覺我想真的只有真正已經感受到死神的呼吸的人才能有。
塞法洛斯說，“錢最大的好處是讓人不必因為錢的緣故而有意或無意地對別人做壞事?！边@句話很概括，的確，金錢本身只是一般等價物，應當是將正當的勞動物質化為金錢，然后用于去與別人的勞動產物作交易。塞法洛斯的這種說法我想應該讓每一個用不光彩的手段侵害別人利益從而得到財富的人感到羞愧。當然，資本的原始積累有其罪惡性，但在我們這個時代，我想，如果還是用原始積累的借口來搪塞，卻是很低劣的。
蘇格拉底說，“對于不肯掌權的人主要的懲罰，就是讓他被某個比他自己壞的人所統(tǒng)治。據我看，這就是為什么比較好的人要掌權的原因；他們不是處心積慮地期望從掌權得到快樂和利益，也不是把這當做好事，而是當作一件非干不可的倒霉事，只是因為找不到比他們自己更好的人可以讓賢而已?！痹賮砜次覀兩磉叺墓停卸嗌偈钦嬲秊榱四軌蚰芨叩貫槿嗣穹詹湃幦∵@個職位，我們的媒體現在已經把某個干部大干實事當做新聞材料，可以看到究竟有多么可悲。對于同一個問題，如果調查的樣本數達到一定數量，一定可以反映問題，百姓對于公務員這個職位的看法和態(tài)度，讓人很難過。
爭斗、仇恨以及互相拆臺都是不正義的結果。不正義必然會導致不和諧，無論是一個人也好，一個團隊也好，一個國家也好。那我們自己來說，做不正義的事情，一方面要承受外界輿論的壓力，另一方面更重的是要承擔自己良心的譴責，心理學上認為，一件事情如果沒有正面動機和動力方向的一致性，那么這件事是不會被做好的，縱使看上去還不錯，但也和原本應該到達的程度難以媲美了。所以，這種不正義讓我們內心產生混亂、猶豫、掙扎，這也是我們應當盡力擺脫不正義的緣由。
《理想國》的中心話題是正義，可見在柏拉圖這位偉大的哲學家眼中，一個理想國家的正義是多么重要。每個人的心里都有一個自己的哲學體系構筑的國家，我們若想建設好它，若想讓它幫助自己更好地生活，正義就應該存在于我們自己的心中。
讀《理想國》，我認為最重要的，乃是不自滿于眼下所有，唯有不斷地融入新的環(huán)境與集體，才能啟發(fā)思考從而了解自我、社會、國家政治、世界歷史的變遷，體察到宇宙永恒的真理。最終有所獲益。
《理想國》以復雜邏輯架構起來的精致的語言論證背后，乃是透視了古希臘雅典城邦盛極而衰的政治亂象和在如此背景下體現的自由人的各種病態(tài)面貌。通過歸納對比奴隸制社會現存的六種政制以及聯系互生的狀態(tài)，對應六種人格，如畫家一般將這些表現勾勒出來，暴露其弊端?！巴跽哒巍?，才是當時奴隸制社會的理想體制，才是正義的政治，統(tǒng)治者才是正義的統(tǒng)治者。理想國的理想統(tǒng)治者當是哲學家無疑。學習哲學，隨時隨地擴展眼界，靈魂始終被善的光芒照耀，以見識豐富認知才能更接近正確，對當下我們完善自身修養(yǎng)有很強的借鑒意義。
穴喻最讓人印象深刻：一群人坐在洞穴中，背面連通光源，因為背對光源，頭頸無法轉動，因為有限的活動空間導致他們必然會把人走過的影像當成真實，沾沾自喜于摸透了影像運動的規(guī)律。假如此時有人幫助一個人解脫了枷鎖，此人身體能夠自由轉動而看到真實的光源時，他的眼睛因習慣黑暗而感覺痛苦，假如有人鐵了心要將其拉出深淵，進一步認識外面的世界時，他仍需要一段時間改變自己既已形成的思維習慣，從近觀事物的影像直到能夠直接看到地球的最直接的光源，才有了對世界的基礎認知，而那些安于洞穴環(huán)境的人則因為不愿掙脫束縛的“虛假自由”而陷入無知的深淵。人尋求智慧的過程正是背過影像直接運用理性了解實體背后的實在的過程。擺脫原有的有限視野，直達無限的旅程，建立理性，就是哲學的發(fā)展目標。辯證法就是通過分析矛盾直達本質的過程。
以見識豐富認知，豐富哲學的抽象思維能力，可以改變自己的生活，進而改變社會的風貌。以為古希臘有限的經濟基礎以及風俗習慣使得《理想國》趨近正確卻依然殘留有唯心主義的問題，不能更加正確科學的看待世界觀，但通過進一步認識客觀世界，開拓眼界，通過思考深化認知，就可以更加了解實在，趨向正確，這應當是本書最能夠給我們啟發(fā)的部分。
希望《理想國》的精神時刻引領我識得更多，見得更廣，過理性的，趨向正確的正義的生活，學正義的知識，做正義的工作。
在柏拉圖的所有著作中，《理想國》是最成系統(tǒng)的一部。在這部對話中，柏拉圖借蘇格拉底之口詳細地討論了人性、政治、哲學的一系列重大問題，提出了自我的看法，為之后的西方思想奠定了基礎，指明了方向。以后的西方哲學，無論是繼承柏拉圖思想的，還是反對柏拉圖思想的，都不可能繞過柏拉圖的思想，尤其不能繞過《理想國》所表達的對人性和政治問題的深刻看法。
這部對話的開端，是對正義問題的討論。蘇格拉底在什么是正義，什么是不正義，正義的生活和不正義的生活哪一種才是幸福的等等問題上方和其他幾個對話者糾纏不清，不能夠完全說服他們。蘇格拉底的對手給出了關于正義的三個看法，分別是：
1，正義就是欠債還錢
2，正義就是幫忙朋友，傷害敵人
3，正義就是有利于強者的好處
蘇格拉底并沒有徹底否認這些觀點，但是同時認為它們都不是完全正確的，然而，蘇格拉底卻不能夠直接給出一個正義的定義。而另一方面，無論正義究竟是什么，還有一個問題在于，究竟正義的生活是幸福的，還是不幸的?蘇格拉底的反對者認為，不正義的人在生活中能夠獲得各種各樣的好處，而正義的人卻往往吃虧，所以不正義的生活是幸福的，而正義的生活則是不幸的。蘇格拉底卻認為正義的生活才是幸福的，但是他沒有給出讓那些對手信服的證明。
就在雙方爭執(zhí)不清的時候，蘇格拉底想了一個辦法：把個人的正義問題“放大”成整個城邦的正義問題來討論，以便看得更清楚，正如他所說的，“假定我們的視力不好，人家要我們讀遠處寫著的小字，正在這時候有人發(fā)現別處用大字寫著同樣的字，那我們可就交了好運了，我們就能夠先讀大字后讀小字，再看看它們是不是一樣”。那里的小字比喻的是個人的正義問題，大字比喻的是城邦的正義問題。蘇格拉底的意思就是，先來討論城邦的正義問題，在弄明白什么是城邦的正義之后，再來看看在個人身上是不是也存在同樣的正義。弄清楚了個人的正義究竟是什么之后，也就能夠回答正義的生活是幸福的還是不幸的了。
那么，什么是城邦的正義?經過一連串的對話，蘇格拉底最終得出了他的結論：城邦的正義就是城邦的每一個人都按照他的稟賦、安于屬于他的位置，也就是，統(tǒng)治者安于統(tǒng)治者的地位，履行自我的職責;輔助者安于輔助者的地位，維持城邦秩序，保護城邦安全;被統(tǒng)治者安于被統(tǒng)治的地位，服從秩序。蘇格拉底還講了一個神話來說明這一點，這個神話是這樣講的：城邦的所有公民都是從大地母親那里生長出來的，因此都是同胞，而大地母親在生育人類的時候，給不一樣的人加入了不一樣的金屬，給一些人加了金子，使得這些人具有最高的稟賦和才能，將來要當統(tǒng)治者;給一些人加了銀，使這些人具有次等的德性，將來要當保護城邦的輔助者;給絕大多數的其他人加了銅，這些人資質平平，只能當被統(tǒng)治者。但是身上具有金子的人有可能生出身上是銀或銅的后代，反之亦可，所以每一代人都要重新考察他的資質如何，來決定他在城邦中的地位。只要每個人的位置都被安排對了，而且每個人都安于這種安排，那么這個城邦就會是最好的城邦。
這個神話被稱為“腓尼基神話”，因為據說最初是腓尼基人所流傳的。那么，這個神話究竟是什么意思?它反映出個人和城邦怎樣一種關系?為了回答這些問題，我們就務必看蘇格拉底是怎樣得出城邦正義的結論的。
蘇格拉底從城邦的起源說起。他認為，城邦，或者說政治，起源于人的天性。人不一樣于動物和神的天性就在于，他是天生不自足的，需要其他人的合作和幫忙才能生存。神當然是完全自足的，不需要什么;動物雖有需要，但是個體的動物就能滿足自我的需要。個人卻無法滿足自我的需要，另外，每個人天生具有不一樣的稟賦，比如有人擅長種莊稼，有人擅長建筑房屋，有人擅長做衣服。這些具有不一樣稟賦的人，各自做各自擅長做的事情，再彼此交換自我的產品，人和人就在這樣一種合作的關系中建立起政治和城邦。但是人和動物以及神還有一個不一樣的地方：神沒有什么需求，而動物只有剛好能夠適合于它的生存的需求，但是人卻有超過他的基本需要的需求。人不僅僅要吃飽，還要吃好，甚至吃得精美和奢侈;不僅僅要穿衣保暖，還要穿美麗的衣服;不僅僅要有住處，還要有豪華的住處來滿足虛榮。所以，人和人所組成的城邦，就不能僅僅停留在滿足基本需要的層次，因為如果那樣的話，就不是人的城邦而是“豬的城邦”了。既然有剩余的需要，就要有剩余的土地、資源和剩余的生產，那城邦就要擴張，不一樣的城邦之間就難免發(fā)生沖突。因此，一個城邦想要存在下去，就務必使得自我變得強大，從而確保自我的利益(good)。
那么，如何才能夠使一個城邦變得強大呢?如何確保城邦的利益呢?對這個問題的回答就涉及到了正義問題，因為它表現出個人和城邦的一種對應。城邦的利益正是對應于個人的幸福，它們都是“好”(good)，只但是城邦利益是公共的好(mongood)，而個人幸福是私人的好(privategood)。蘇格拉底認為，城邦想要確保自我的利益，首先需要明白的就是如何進行統(tǒng)治的問題。什么樣的人就應統(tǒng)治，什么樣的人就應被統(tǒng)治?蘇格拉底仍然從人的天性出發(fā)回答這個問題。按照稟賦，不一樣的人具有不一樣的技藝，統(tǒng)治也是一種技藝，并且是最高的技藝，它需要能夠良好地處理城邦內外關系的最高的智慧。具有這種智慧、這種技藝的人才有資格進行統(tǒng)治。因此，統(tǒng)治者就應是最優(yōu)秀的人，最高的統(tǒng)治者就應是最有智慧的人，也就是哲學家，其他人都是被統(tǒng)治者。這就是柏拉圖的“哲學家王”的邏輯，它是建立在對人性的深刻洞察的基礎上的，并不是一種烏托邦的空想。
當然，僅僅有統(tǒng)治者是不夠的，因為智慧往往是沒有力量(power)的，而城邦需要力量來維護自我的安全。所以，城邦還需要自我的軍隊。蘇格拉底稱之為護國者或者輔助者(護國者其實包括了統(tǒng)治者和輔助者，所以城邦的軍隊其實就是輔助者)。同樣，什么樣的人就應是輔助者?這個問題，蘇格拉底還是從人的天性出發(fā)來回答的。輔助者因為要上戰(zhàn)場保衛(wèi)城邦，因此他們最重要的德性就應是勇敢。勇敢的德性能夠透過教育來培養(yǎng)，主要是兩個方面的教育：音樂和體育。音樂教育人的心靈，使得心靈從小就喜歡美，長大以后就能夠主動靠近完美的德性;體育表面看來是教育人的身體，使得人強健，其實最終目的也是教育人的靈魂，培養(yǎng)靈魂中的激情，最終產生勇敢的德性。正是為了確保教育的有效性，柏拉圖才提出他著名的“驅逐詩人”的理論。因為古代的詩歌，主要是為了進行道德教育的，而柏拉圖認為從荷馬到悲喜劇詩人，其中很多作品是不適合進行美德的培養(yǎng)的，因為它們把神和英雄講得很壞。柏拉圖主張“刪詩”，其實是刪除那些不利于教育的詩，保留那些有利于培養(yǎng)城邦公民的良好品德的詩歌?？傊?，透過教育來培養(yǎng)出勇敢的德性，也就是，對于“就應害怕什么不就應害怕什么的堅定信念”，然后挑選出最勇敢的人組成輔助者的隊伍，這樣才能夠保衛(wèi)城邦的安全。
經典的影響，不在于天馬行空的文句，也不在于振聾發(fā)聵論斷，而在于它給世人幽暗閉塞的觀念世界以一道耀眼的閃光。
他提出了一個命題，他給出了一個假設，他使得后來的思想家有了發(fā)揮的空間，也為后世提供了無數社會體制的可能性。他，就是柏拉圖!最早接觸到柏拉圖應該是在高中的政治和歷史課本了。那個時候對他的思想接觸涉及甚淺，對他關于國家政體及相關的政治探討從未涉及過。再次了解到柏拉圖是在《理想國》中，它通篇飽含哲學見解和政治思想，構造了人類歷史上最早的烏托邦。
關于社會分工，柏拉圖認為城邦的公民分為三等：賦有最高理性的哲學家是神用金子做成的，他們是理想國的立法者和監(jiān)護者;賦有意志的本性，勇敢善戰(zhàn)的軍人是神用銀子做成的，他們是國家的衛(wèi)士;只有情欲的本性的生產者是神用銅和鐵做成的，他們安分守己，節(jié)制情欲，忍受勞苦，他們處于最下層，為統(tǒng)治者及其輔助者服務。他從個人、城邦兩個角度出發(fā)，認為城邦應該由哲學家領導著軍人統(tǒng)治著生產者。但我們很清楚，歷史向來都不是由帝王創(chuàng)造的，是由歷史中的勞動人民群眾締結的，把生產者置于最低等級，很容易忽視其在社會歷史中的中流砥柱的作用。國家的統(tǒng)治者應該是哲學家，這種想法在如今體現出不合時宜的特點，或許夸張地抬高了哲學家的地位和品質，但準確地表達了一個國家領導人應該具有的品質，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關于正義，他認為城邦的正義就是“我們選拔其他的人，按其天賦安排職業(yè)，棄其所短，用其所長，讓他們集中畢生精力專搞一門，精益求精，不失時機?！边@是因為之所以要建立一個城邦，是因為我們每一個人不能單靠自己達到自足，我們需要許多東西。柏拉圖強調社會分工：每個人根據上天賦予的天性做好自己份內的工作而不干涉別人份內的事，對于城邦來說，即為三個等級各司其職、各盡其能。其實在如今社會中，這個“正義”也得到了印證：只有保證每個人做自己最擅長的職業(yè)，才能使效率達到最大化，才能創(chuàng)造出更多的生產生活資料，由此促進整個國家整個人類社會的進步，正義從來都不是假大空的，它體現在每個人在自己的崗位做好自己的事，每個人都擁有一份“匠心精神”。
關于教育，《理想國》告訴我們，“最好的男人必須與最好的女人盡多結合在一起”，“兒女應該出生在父母年輕力壯的時候”。這種觀念一定程度上迎合了現代人的擇偶觀念和育兒觀念，是一種比較科學的觀點。《理想國》中強調了早期教育的重要性：“兒童階段音樂文藝教育最關緊要”，先入為主，早年接受的見解總是根深蒂固不容易更改的。為了培養(yǎng)美德，兒童們最初聽到的應該是最美最善的故事。所以說，柏拉圖對兒童早期優(yōu)質教育的重視。但柏拉圖也提出，不要強迫孩子去學習，要用游戲的方法寓教于樂，在游戲中更好的了解他們每個人的天性。這讓我們思索，現在的應試教育是否帶給孩子過多的強迫，扼殺了大多孩童的天性。同時，他也規(guī)定了一個連貫受教育的過程，對于人生各個階段和各個方面的教育——包括幼兒、青少年、中老年的教育，學校教育和社會教育都進行了論述，反映教育應保持連續(xù)性和一貫性。這種觀念與中國古代活到老學到老的觀念不謀而合。另外，關于教育柏拉圖也體現了男女平等的思想，他認為女性和男性一樣，也應當接受教育，不得不說在兩千多年前，這種觀念十分難得。但令人質疑的是，在理想國里，受教育者只能接受對國家有益的教育。這難免使教育淪為了國家統(tǒng)治的工具，是一種思想統(tǒng)治。教育不應該與政治扯上關系，而受教育者又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與理解在諸多有益無益的學科和知識里選擇自己所要的。
“政治家應為哲學家，哲學家應為政治家，政治家應為哲學王”，這是柏拉圖畢生的追求;個人是城邦的縮影，城邦是個人的放大，其要求公民內部高度統(tǒng)一與和諧，所以每個人在社會上的角色顯得尤為重要。而教育的政治化，也是為城邦的凈化服務的。在理想國中，所合乎正義的城邦就是實現了最高的善，每個人各司其職，各盡其能。而我們所知的古希臘正處于社會分裂混亂、統(tǒng)治者無知無能和人的品性的墮落的狀態(tài)，柏拉圖所設想的改造公民改變城邦的方案，注定不能在現實生活中施行。但其哲學的智慧和政治的精華，予后人以瞻前賢。
《理想國》整體采取對話的形式，開篇又有著與主題看起來并無多大相關的場景介紹、寒暄和使讀者們略有些不知所云的開場白，這并非毫無意義。對話，尤其是日常的對話，反而更接近智慧的本質和政治學（政治哲學）所關注的政治動物——人的本質。我們每天都活在的這個世界而非智者們臆想的理性人、無知之幕或者其它什么假設，才是我們需要關注的問題之所在。
這一篇對話的一開始，蘇格拉底、克法洛斯由對于人生的閑談轉到了對于“正義”的研討上?？朔逅购推淅^任者波勒馬霍斯似乎與蘇氏達成了這樣的默契：講真話不是正義的本質要素（331B——332，克法洛斯開始以為，“正義”即“講真話”和“歸還所應歸還的債務”，不過馬上不再堅持，波勒馬霍斯則自動放棄了這個觀點）。這一點作為伏筆，實際上在整個《理想國》中都提及了。甚至可以說，理想的城邦必須由哲學家們采用“講假話”的方式才得以構建。那么，說謊的手段是否會演化成目的呢？蘇氏完全可以理直氣壯地說這不在“正義”的考慮范圍之內。
克法洛斯的朦朧的正義觀似乎應該得到關注，因為到后來蘇格拉底恍然大悟般地發(fā)現城邦的正義在何處時，所指的“各司其職”正與克法洛斯的說法不謀而合——每個人得到他所應得的，處于他所應處于的。這是否從另一個角度說明這種正義觀的正確性？畢竟，某個接近于真理的觀點的提出不可能得不到一個普通人的認同，因為正是這樣的人構成我們的世界。
講真話不是正義的本質要素，這是《理想國》的原則之一。把持正義者有必要利用人們的無知、愚昧，利用假象引導使其走向“好”的生活。實質上，對于這一點的同意基于人類普遍贊同的兩個前提和一個仍有爭議的假設。前提是：
1、絕大部分人類無知，如洞穴中之人，無力認識到真相之所在；
2、人類所追求的基本價值之一是幸福。問題在于：幸福究竟是否為一種終級價值？（邊沁似乎理直氣壯的回答說：“是”，然而這出自像他那樣思想者的本意嗎？幸福有統(tǒng)一標準嗎？）另外，最為人關注的一點是：幸福是否在于一類超乎常人的存在（神、先知、哲學家）引導常人向其邁進，在途中這些“超人”可以使用任何手段（甚或改造人性）而不必問其理由如何？《理想國》似乎表明，這不現實。
克法洛斯及波勒馬霍斯所主張的正義在于歸還、給予他人所屬于他的一切。但是，在某些情況下將屬于某人的東西給予他是不明智的，并非所有人都善于利用其財產和所有物。蘇格拉底巧妙的反駁似乎隱含了這樣的前提：正義有益。確實，若正義有益，則我們就被迫要求每個人只應擁有“適度的”（因為這樣才是于其有利的）東西。（原文332）
這里所圍繞的仍然是剛才的問題：人民是否需要統(tǒng)治者的引導來走向“幸?！?？實際上，若蘇格拉底的隱含（正義有益）不成立，即正義獨立于“幸福”而存在，這個問題或許會得到某種程度上的解決。這里實際上隱含了“權”與“利”之爭，古典政治思想很明顯傾向于后一方。
色拉敘馬霍斯此時出現在辯論現場并帶來無禮的卻極為有力的一種觀點：正義是統(tǒng)治者的利益。如此，正義無異于合法的東西，即現代所謂“法的約定主義”。正義的源泉是立法者的意志。
蘇格拉底馬上敏銳地抓住一點：統(tǒng)治者會犯錯誤。既然犯錯誤后統(tǒng)治者的意志違反其利益，那么正義豈不是變做違反統(tǒng)治者利益的事？
色拉敘馬霍斯可能是忽略了蘇格拉底對于“意志”和“利益”的偷換（更可能他自己本身也沒有解決這個問題），而采取了改變“統(tǒng)治者”的定義的方法，這種定義將“統(tǒng)治”定義為一種極其嚴格意義上的技術。而蘇格拉底馬上又反駁：嚴格意義上的技術實際上是關注他人利益的。
實際上，蘇格拉底在此已提出了《理想國》中一個重要原則：正義來源于嚴格技術：當每個人各盡其職、各得其所，發(fā)揮其所具有的技術時，才可實現最大公益即正義。
色拉敘馬霍斯也立即提出了有力的反駁：有一種技藝，即牧羊人的技藝關注的實際并非技藝服務者的利益，這很好地闡述了統(tǒng)治者與人民的關系。但是，色拉敘馬霍斯是否意識到，還有一個角色即“羊群所有人”。當牧羊人的角色與所有人的角色分離時會怎么樣呢？即使這兩者重合，他也必須意識到，牧羊人、統(tǒng)治者和一切不可能完全把自己的意志貫徹于一個群體的人都無法只實現自己的利益——也就是說，他們都必須實行某種程度上的正義。（以上在351—352C中較明顯）
格勞孔的接替似乎使剛才沒有明確的一個問題明確了：正義是否獨立于，或者說，高于幸福？換句話說，我們選擇正義，是否因為不是或者不僅是正義有益，而且是因為它本身值得選擇？當我們如那個悲慘的正義斗士一樣時，我們還會選擇正義嗎？
這種正義有益的觀點與后來的契約正義何等神似！此處我們暫不對此作出討論。
阿得曼托斯更前進了一步，他提出正義之利益實際使人追求偽正義。
正義本身值得選擇似乎隱含了這一點：它是輕松愉快的。這是否可能？且看蘇格拉底的雄辯。
此時真正引入了對于理想城邦的討論。蘇格拉底對此的解釋是：城邦與靈魂對應，而且城邦更大，正義作為一種美德更易觀察。實際上，這是不是說，正義只有在一個好城邦里才可實現呢？所謂“邦有道則智”，“邦無道則愚”，蘇格拉底可能潛意識中想說明，正義與法律在一個好城邦內才能統(tǒng)一。
但是，這個邏輯前提，即個人靈魂與城邦是對應的關系，這一點是否為真？蘇格拉底和柏拉圖都沒有說明，而這可能是《理想國》最大的問題之一。蘇格拉底的這個前提假設實際是一種先驗的，正是因為他和他的聽眾都接受了這個假設，所以在后來所得出的一系列結論，例如：最好的城邦應該是像一個人的城邦（即意見之統(tǒng)一），以及實行共產主義，都看起來是理所當然的了。
但是，在格勞孔的論述中已經指出了，即使個人的正義和城邦的正義是可以相對應的，幸福卻并非相對。個人選擇不正義時可能得到幸福，然而作為城邦的整體卻要遭受“不幸?！?。由此所應提出必要的懷疑是：個人的靈魂和城邦，是否根本就具有不同的屬性，以至于在個人身上發(fā)現的正義實際上在城邦中不能被稱作正義，反過來也如此呢？
整個《理想國》不可能注意到這個問題。
下面蘇格拉底對城邦簡單地作了一下分類：健康的（豬的）、純潔的（戰(zhàn)士的）和美的（哲學家的）。在建設美的城邦中尤為重要的是音樂教育，即美和節(jié)制的教育。這其實是強盜和武士的區(qū)別——是否具有對美的崇敬。同時，這種教育本身有賴于共產主義，因為共產從根本上消滅欲望。
接下來就是正義的發(fā)現，作為重頭戲此段文字有著極為戲劇性的效果——對于那些智慧并無那樣高級的讀者來說尤其如此。正義是什么？它一直在我們討論的話題里面。它就是使勇敢、智慧和節(jié)制各自處在各自所應在的地方的那種美德。有其中任何一樣都不是正義，只有三者都具有才可能有正義。
這實際上是說，城邦內除了哲學家之外，不論是武士、商人還是政客都不存在具有“正義”的可能性，因為他們最多只具有三者中的一種美德，而且因為如此，他們有著將自己所具有的美德擴大化的那種趨勢——比如說，武士趨于更加勇敢和激情，商人趨于更加精確的算計（節(jié)制），政客趨于對于權術更加嫻熟的掌握。因此，這些人骨子里渴望（甚至不是出于自愿）的是暴政的不正義。
聯系到韋伯的“鐵籠”概念，這種不正義的闡發(fā)確實發(fā)人深思。誠然，專業(yè)化（在此可將其看作把某種美德持續(xù)發(fā)揚光大）使人類的物質能力前所未有的提高，但是相應的，正義和諸如此類的價值觀，是不是更難達到了，是不是逐漸被極端的工具理性和暴政不正義取代了呢？（聯想到法西斯的種族滅絕和蘇聯的高壓控制）自由主義之所以興起的深層原因，是否該向這個方向追溯呢？
讓我們回到問題上來。為了克服這種不正義，要求每個人在其所應在的位置上，統(tǒng)治者所應做到的包括：在較高階級實現共產主義（克服欲望、不傷害羊群），保證城邦不過大（夠大且統(tǒng)一），使黃金歸黃金、白銀歸白銀、青銅歸青銅、黑鐵歸黑鐵。
接下來是對于兩性平等和共產主義的描述。因為對平等的概念不甚明確，蘇格拉底只給出了“應然”的說明，而這說明也是基于“好的城邦應當符合自然”這個前提下的，我們只需注意這一點和前文“最好的城邦是像一個人的城邦”實際上遙相呼應就可以了。
然后是民族主義的描述。對于希臘的和非希臘的嚴格區(qū)分實際上隱含了柏拉圖自己似乎也不甚明確的民族主義論斷。根據霍布斯所描述的自然狀態(tài)，人與人之間處于悲慘的戰(zhàn)爭狀態(tài)的描述，要使一個城邦如一個個人一般統(tǒng)一，關鍵在于對他們進行民族主義的危機教育，使他們深覺得有外敵入侵的危險而有必要同仇敵愾的團結起來，而且越是要求高度統(tǒng)一越應這樣做?。?！歷史上這樣的例子太多了！
之后蘇格拉底給了正義崇高的獨立的“理念”地位，也許因為他發(fā)現要說明正義自身值得選擇而不僅僅是有益，必須這么做。此處是否是奧克肖特所說的“唯理主義”的表現呢？有可能。
接下來一段論述非常重要：現實城邦轉變?yōu)楹玫某前畹耐緩绞钦嗯c哲學的統(tǒng)一，但是所有人很快注意到，這一點是不現實的。蘇格拉底在此實際上給出了好城邦的兩點天生悖論：
1、好城邦不可能實現于野蠻人中，但是已受文明開化的人由于習慣了壞城邦的統(tǒng)治，對于哲學家是有敵意的。
2、哲學家與城邦的天性又是相悖的，即使能夠說服大眾接受哲學家統(tǒng)治，哲學家也不可能被說服統(tǒng)治城邦。那么，誰來迫使哲學家統(tǒng)治城邦？
答案是蘇格拉底的邏輯前提假設！假如個人的靈魂與城邦對應，那么個人的正義顯然有賴于城邦正義的實現。為此，哲學家為了成為哲學家（也即實現正義），必須擔負起統(tǒng)治城邦的責任。柏拉圖精心的設計到哲學王的論述一段，實際上達到了高峰。
至此《理想國》中重要的值得分析的部分可以說暫告一段落。其所代表的，古典政治學的高峰有如滄海桑田變換后被洋面淹沒大半的山峰，盡管殘留部分偉岸雄壯依舊令我們贊嘆不已，但是對于我們來說可能它目前不過是一個島嶼。在此我們以《理想國》結尾一段話作結，并向已逝去的偉大的古典政治哲學思想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格勞孔啊，這個故事就這樣被保存了下來，沒有亡佚。如果我們相信它，它就能救助我們，我們就能安全地渡過勒塞之河，而不在這個世上玷污了我們的靈魂。不管怎么說，愿大家相信我如下的忠言：靈魂是不死的，它能忍受一切惡和善。
讓我們永遠堅持走向上的路，追求正義和智慧。這樣我們才可以得到我們自己的和神的愛，無論是今世活在這里還是在我們死后（象競賽勝利者領取獎品那樣）得到報酬的時候。我們也才可以諸事順遂，無論今世在這里還是將來在我們剛才所描述的那一千年的旅程中。